深切怀念激光物理学家、计量学家沈乃澂研究员(2)

光频测量课题使大家得到很好的锻炼，但研究经费难以为继。当时的计量院(NIM)的经费与美国标准局(NBS)相比差得很远；事实上，根本改变是20年后的事。尽管我不让自己闲着——参加“高频场强标准”研制；组织编写《无线电计量测试丛书》；但内心已痛苦地意识到，自己可能会离开这里，转到高校任教。并不是说在大学工作就一定会有更多研究经费，但那里至少鼓励数学分析和理论思维。在计量院，除了有两位数学家专攻误差理论，对一般科技人员是不提倡做理论研究的。虽然我对计量学的热爱完全未变，我在这里也有许多朋友，但根据个人的情况是离开的时候了。

我和计量院有隔不断的情缘。首先，先父黄子卿院士早年在美国MIT获得Ph.D的论文是精测水的三相点(triple point)温度，其结果精确性高故曾被当作国际认可的标准值有若干年，所以后来他曾任计量院热工处的顾问。其次，我有一段时间为自己设计的真空测量仪表而多次来计量院做实验。再者，我在计量院所办刊物(《计量学报》、《无线电计量》、《国外计量》)上发表的论文很不少，这当然颇为增进我和该院之间的感情。总之，离开计量院对我而言是艰难的决定。

1985年我转到北京广播学院(后称中国传媒大学)微波工程系任教，先为副教授后升职教授。在这些年，与老沈的联系减少了。到上世纪末，老沈从计量院退休并转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；他立即注意到国际上的重要变化——改用飞秒的光频梳技术直接进行光频的绝对测量。这是因为1999年W.Hansch发明了全新的光频测量方法——光梳(light comb)，并因此获得2005年Nobel物理奖。老沈和别的专家一起努力，促进了新光频测量技术在中国实现。他还两次出国参加国际计量局组织的国际比对。2006年，在一次我主持的学术会议上，我们请他报告了光梳技术。……2012年，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老沈的专著《光频标》(46万字)。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，其中对光梳论述深刻，对以后的研究者深具价值。总之，可以说他是中国的光频测量技术的先行者，承前启后贡献很大。

老沈一贯重视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与时俱进绝不保守。虽然他自己并未参与到超光速研究之中，但他以浓厚的兴趣多次向我了解情况，参加我们的每个学术会议，从而丰富了他的思维和认知。有一次他读了我的文章“负波速研究进展”，颇为兴奋，写下了如下的评语：“可贵的是，黄志洵教授提出在Sommerfeld-Brillouin波速理论中，负群速其实是超光速的一种形态，这是对负波速的深刻理解。他进而提出在物理学中应展开‘三负研究’的思想，即对负折射率、负波速、负GH位移的概念作相联系的深入研究，其观点新颖、发人深思”。…… 2014年9月21日，中国传媒大学为我的新著《波科学与超光速物理》举办座谈会，共20多人，其中有3位院士。在会上，老沈发言说：“这本书比较深刻，应当作适当宣传。理论物理的困境如何突破需要考虑。长期以来挑战Einstein在科学界是禁区，但为什么经过多年宣传仍有许多人对相对论有意见甚至要推倒它？量子力学却没有这个情况。相对论说动体速度如接近光速其长度会趋于零，质量会趋于无限大，但这都没有实验证明。说‘光速不能超过’也只是一种说法而无实验证明。目前已知：1987年超新星爆发时中微子比光子早到地球；2008年又知道量子纠缠的传播速度远大于c；这些事都表明超光速有可能性。……不过，黄教授年事已高，我们希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开展研究”。

在2015年的一次谈话中，我向他诚恳地说明，为什么我提出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科学”这一命题。我决非把自然科学分为“东方的、西方的”，或者“中国的、外国的”，而是说中国科学界过份迷信权威，过份紧跟西方——他们搞什么就搞什么，缺乏自己的新的科学思想和学理。……他表示赞同我的观点，指出这种情况在理论物理领域最严重。如过份迷信西方权威，就会窒息创新之路……。可见，虽然老沈受传统物理学教育年深日久，但他却不受束缚，总是愿意接受新事物、研究新问题。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在这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。

老沈关心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。尤其令我感动的，当我的博士生要做实验找他帮助时，他总是像对自己的学生一样热情关怀照顾。而且，多次参加他们的毕业答辩；不辞辛劳、诲人不倦。在老沈的身上，体现了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美德。他的严肃、严谨与热情，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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